艺术是一座伟大的桥梁，它将艺术家内心深处那些复杂的、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想法和感受与外部世界连为一体。当创作完成后，作品就成了艺术家和他人间的媒介。将某些模糊不清的感受通过具体的艺术作品传达給对方是一种美妙的能力。在王冬龄的作品中，这种桥接力是多纬度的：第一，当写书法时，语言是他的独特表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二，艺术家深信书法的写作应当同样存在于公共空间中，由此拓展了书法理解的普世性、广泛性；第三，他坚信书法应该在当代艺术领域获得一席之地，从而为当代艺术的观众打开了欣赏书法艺术的入口，尤其表现在他基于书法线条创作的抽象绘画中；第四，通过创造一种新的书风——乱书，王冬龄搭建了一座通向未来的桥梁。墨斋画廊曾为王冬龄的抽象作品举办过个展《墨意象》(2013年11月- 2014年1月)，现在我们将荣幸地为他的乱书作品再次举办个展(2016年9月17－11月20)。
王冬龄教授是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主任，直到最近他才刚刚退休。这一形式的书法研究中心在中国只有一家，它是为进一步推动王冬龄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专门设立的。王冬龄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既是传统书法创作的佼佼者，又是前卫艺术的领军者。他认为每天日课不辍，是他能够同时在这两个领域取得成就的关键因素。每日坚持练习对他非常重要的，没有良好的基础，那些有影响力的创造就不可能产生。王冬龄认为自己的天性特别适合书法，他经常说他在书法中发现了自己，他和书法有一种深深的默契。
王冬龄对现在杭州的生活特别满意和珍惜。著名的西湖景区拥有美丽的自然环境，小小的岛屿，大片的荷花，微风中柳条轻打水面，泛起一圈圈涟漪。大自然运行的形式和书法一样，自然地内化于他长寿的生命中。
王冬龄在他创造的乱书中，对书法一生的沉醉与大自然的优雅融为一体。他让附生在体内的自然来指导他创作。这是一个启示。在乱书形成之前，自然当然一直存在，但书法艺术的常规范式仍旧十分明显。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理解这一重大的突破呢？看着王冬龄创作乱书，他看起来与开始创作其它巨幅作品并无二致。如同所有传统书写者那样，王冬龄轻松地竖向书写第一行文本到纸的底边。然而，第二行，惊喜出现了！王冬龄故意将第二行和第一行重叠起来。他以这种方式继续进行，直到完成作品。如果有人看着王冬龄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他能看出艺术家所选择的文本和漂亮的字体。然而，一重叠，辨识性便不复存在。剩下让人欣赏的是了不起的线条构成，由代表传统中国书法在今天所能达到的最远点的手写就，而指引手运动的心充满了自然的节奏和日常的美。这是很少有的事情，而我们恰好见证了它的发生。将自然和书法融入生命的王冬龄，将自己完全挥洒于创作之中，于是那些原来传统书法中牢不可破到戒律被打破了。首先是他经常故意将字写到纸张边缘之外，以形成一种作品被切割过的感觉。书写上的错误也不再重要，因为乱书的欣赏不再强调它的识读性。
在乱书之前还有这样六种书体，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和草书。它们大约分别出现于公元前十三世纪到公元五世纪之间。所以，王冬龄的乱书可以说是一千六百年以来的又一个新书体。
我能想到的和王冬龄长条的、交织在一起的书法最相近的作品是吴昌硕(1844－1927)画的葡萄藤。吴昌碩是王冬龄老师的老师，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他试图将书法融入对自然的形态的描绘中。那些松动的、盘结在一起的葡萄藤传达了他对自然、书法的理解。吴昌硕将藤蔓画出纸边，这样观众就能联想出画框之外的广阔的空间。王冬龄的乱书同样让人联想纸边之外、书写之外的广度，这种想象带来的广度可以是无限的。
弗雷德里克·费里尼(1920－1993)曾经说过：“所有的艺术都是艺术家的传记，就像珍珠是牡蛎的自传。”珍珠是那种要经过许多年生长才能成形的生物，在漫长的时间中，它一圈圈变大，最终形成令人惊喜的样子。王冬龄的作品亦如珍珠般在经验和实践的积累中磨砺而来。珍珠将继续生长，而我们非常有幸能见证它灿烂的当下。
[1]《大西洋》（1965年12月）
中文翻译：陈思渊、杨帆
